目前，关于“全球化”的去向，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中，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与全球化说再见”（Goodbye Globalization），是过去几年（至少从2016年起，甚至更早，比如1999年，比如2009年）世界上的一个流行口号、号召、哗众取宠、耸人听闻，很多人以此为题做文章。现在又有人高呼“全球化，再见吧”。2020年5月16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封面文章是关于“再见吧，全球化”的。当然，其副标题指出“自力更生的诱惑是危险的”，评论了在新冠疫情下的“再见吧，全球化”。

“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合概念，不是简单概念。但我这里不谈“全球化”概念。

尽管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全球化”古已有之。但我认为，“全球化”这个名字却并非古已有之，而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发生的全球大变化、全球大转型。

“全球化”一度是政策，是冷战结束后，很多政府，例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或者英国布莱尔内阁的政策。目前，作为政策的“全球化”仍然存在，但是，首先是在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治下，已经不存在作为政策的“全球化”，反而是奉行“全球化”的对立面，即“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也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流行（pandemic）生动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全球化”。没有“全球化”，不会有如此的大流行。此种借助“全球化”的大流行，不同于“1918年大流感”（西班牙大流感）的地方在于，西班牙大流感的流行主要在北大西洋两岸地区。新冠大流行，遍及全球，深入骨髓，可看做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大流行。在各国政府的大封锁（lockdown）政策下，全球在联系上和结构上前所未有的大中断（great disruption），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诞生的各种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维持着全球的世界的最低限度的、必要的联系。“全球化”仍然是我们世界最大的现实。

对全球化的治理（全球治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就陷入危机，例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在大流行前夕即2019年年底停摆。但是，1945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大危机时刻还是发挥了关键的，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与1918年不同，那时，并没有WHO这样的全球治理机构。是WHO在2020年3月11日宣布全球大流行，许多国家，即使是在治理此次疫情中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如新加坡，也是从311才全面行动和动员起来的。全球卫生治理并不仅仅是WHO，而是远超出了WHO。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包括WHO在内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包括了私人或者社会部门，如美国的盖茨基金会的作用。

“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似乎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加快。全球化确实变慢或者停顿下来了。不过我要说，做这样的判断，跟“全球化”说再见，且慢！可能恰恰相反，我的判断是，作为政策的“去全球化”，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化下，可能也已经遭到“大中断”。这次疫情不会在现在，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但一定会在本世纪，开辟一个全新的复合的全球文明。新冠病毒大流行是我们全人类再次大光明前的大黑暗。

新冠大流行后，“全球化”将逐步进入大转型（a great transformation）的时期。大封锁（great lockdown）和大中断（great disruption）为再造“全球化”提供了机会（时间）和可能（手段）。我们是否认识到了这是重建“全球化”的机会？我们能否抓住这一机会？

最后，我想指出，“全球化”在新冠疫情之后的重建，取决于我们对“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能否彻底成功化解。

对“全球化的悖论”的发现和提出是一项了不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全球化的悖论”是2008-2010年之间全球金融危机后，哈佛大学土耳其裔政治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理论。在中国，比较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等知道罗德里克的著作，所以，这里就不多提。

不过，有关“全球化的悖论”，在学术上，在中国，在“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全球化不不可避免”之长期存在的非均衡认识主导下，并未被充分注意和购买。在企业层面，有些在全球的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已经因为对“全球化的悖论”认识不足而受损严重。在政府层面，因为忽略了“全球化的悖论”而不得不面对双边政府之间关系的恶化，甚至双边关系的危机。

那些到现在都在高呼“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可能根本就是不同意、忽视“全球化的悖论”的。主张“不可避免”、“大势所趋”的言论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关于“全球化悖论”的影子。也就是说，“不可避免”或者“大势所趋”论述，并没有正视全球化中的悖论，更没有解决（治理）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的方法或者方案。反而，在这些言论看来，目前推动“去全球化”的力量可以忽略、忽视，认为其愚不可及，要对其“大批判”，因为其“开历史倒车”。

2017年9月，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关于“逆全球化”的“国际会议”上，在主导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的声音中，作为少数力主重视对“去全球化”的认识、研究，认为，这才是走向可持续的“全球化”之途（见：庞中英：《“去全球化”是长期趋势还是暂时现象——全球化悖论剖析》）。

新冠疫情前，“全球化的悖论”没有得到有效克服，包括在全球层次上，“全球化的悖论”恶化了。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2018年和2019年，我写了一些关于认识、预防、治理“全球化的悖论”的小文，例如，《华为等企业面对“全球化悖论”，寒冬如何避免被冻死？》（2018年12月10日），《最好的“全球化”讨论不是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进行庸俗辩护》（2019年1月29日）。这些小文章，也许仍然有一点参考价值。

在新冠疫情空前大挑战的今天，我认为，世界各类、各种攸关者（stakeholders）、行动者（actors），都要寻求在各个层面正视和治理“全球化的悖论”。在国家层面，在区域层面（如东南亚、东亚、欧洲、非洲等），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在大流行之后的世界，要及时结束暂时的闭关锁国，采取大措施治愈“全球化的悖论”，以为21世纪的全球文明、全球繁荣和全球秩序的时代的到来创造条件。

（2020年5月17日识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