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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大中断的“全球化”

 

目前,关于“全球化”的去向,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中,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与全球化说再见”(Goodbye Globalization),是过去几年(至少从2016年起,甚至更早,比如1999年,比如2009年)世界上的一个流行口号、号召、哗众取宠、耸人听闻,很多人以此为题做文章。现在又有人高呼全球化,再见吧2020516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封面文章是关于“再见吧,全球化”的。当然,其副标题指出“自力更生的诱惑是危险的”,评论了在新冠疫情下的“再见吧,全球化”。

 

“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合概念,不是简单概念。但我这里不谈“全球化”概念。

 

尽管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全球化”古已有之。但我认为,全球化这个名字却并非古已有之,而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发生的全球大变化、全球大转型。

 

“全球化”一度是政策,是冷战结束后,很多政府,例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或者英国布莱尔内阁的政策。目前,作为政策的“全球化”仍然存在,但是,首先是在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治下,已经不存在作为政策的全球化,反而是奉行“全球化”的对立面,即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也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流行(pandemic)生动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全球化”。没有“全球化”,不会有如此的大流行。此种借助“全球化”的大流行,不同于“1918年大流感”(西班牙大流感)的地方在于,西班牙大流感的流行主要在北大西洋两岸地区。新冠大流行,遍及全球,深入骨髓,可看做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大流行。在各国政府的大封锁(lockdown)政策下,全球在联系上和结构上前所未有的大中断(great disruption),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诞生的各种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维持着全球的世界的最低限度的、必要的联系。“全球化”仍然是我们世界最大的现实。

 

对全球化的治理(全球治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就陷入危机,例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在大流行前夕即2019年年底停摆。但是,1945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大危机时刻还是发挥了关键的,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与1918年不同,那时,并没有WHO这样的全球治理机构。是WHO2020311日宣布全球大流行,许多国家,即使是在治理此次疫情中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如新加坡,也是从311才全面行动和动员起来的。全球卫生治理并不仅仅是WHO,而是远超出了WHO。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包括WHO在内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包括了私人或者社会部门,如美国的盖茨基金会的作用。

 

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似乎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加快。全球化确实变慢或者停顿下来了。不过我要说,做这样的判断,跟“全球化”说再见,且慢!可能恰恰相反,我的判断是,作为政策的去全球化,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化下,可能也已经遭到“大中断”。这次疫情不会在现在,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但一定会在本世纪,开辟一个全新的复合的全球文明。新冠病毒大流行是我们全人类再次大光明前的大黑暗。

 

新冠大流行后,“全球化”将逐步进入大转型(a great transformation)的时期。大封锁(great lockdown)和大中断(great disruption)为再造“全球化”提供了机会(时间)和可能(手段)。我们是否认识到了这是重建“全球化”的机会?我们能否抓住这一机会?

 

最后,我想指出,“全球化”在新冠疫情之后的重建,取决于我们对“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能否彻底成功化解。

 

全球化的悖论的发现和提出是一项了不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全球化的悖论2008-2010年之间全球金融危机后,哈佛大学土耳其裔政治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理论。在中国,比较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等知道罗德里克的著作,所以,这里就不多提。

 

不过,有关“全球化的悖论”,在学术上,在中国,在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全球化不不可避免之长期存在的非均衡认识主导下,并未被充分注意和购买。在企业层面,有些在全球的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已经因为对“全球化的悖论”认识不足而受损严重。在政府层面,因为忽略了全球化的悖论而不得不面对双边政府之间关系的恶化,甚至双边关系的危机。

 

那些到现在都在高呼“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可能根本就是不同意、忽视“全球化的悖论”的。主张不可避免大势所趋的言论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关于全球化悖论的影子。也就是说,“不可避免”或者大势所趋论述,并没有正视全球化中的悖论,更没有解决(治理)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的方法或者方案。反而,在这些言论看来,目前推动去全球化的力量可以忽略、忽视,认为其愚不可及,要对其“大批判”,因为其开历史倒车

 

20179月,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关于逆全球化的“国际会议”上,在主导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的声音中,作为少数力主重视对去全球化的认识、研究,认为,这才是走向可持续的“全球化”之途(见:庞中英:《“去全球化”是长期趋势还是暂时现象——全球化悖论剖析)。

 

新冠疫情前,“全球化的悖论”没有得到有效克服,包括在全球层次上,“全球化的悖论”恶化了。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2018年和2019年,我写了一些关于认识、预防、治理“全球化的悖论”的小文,例如,《华为等企业面对“全球化悖论”,寒冬如何避免被冻死?》(20181210日),《最好的“全球化”讨论不是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进行庸俗辩护》(2019129日)。这些小文章,也许仍然有一点参考价值。

 

在新冠疫情空前大挑战的今天,我认为,世界各类、各种攸关者(stakeholders)、行动者(actors),都要寻求在各个层面正视和治理全球化的悖论。在国家层面,在区域层面(如东南亚、东亚、欧洲、非洲等),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在大流行之后的世界,要及时结束暂时的闭关锁国,采取大措施治愈“全球化的悖论”,以为21世纪的全球文明、全球繁荣和全球秩序的时代的到来创造条件。

2020517日识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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