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新加坡？世界上只有一个新加坡，怎么就出来两个新加坡了？两个新加坡是我的观点。如同有的研究者用“两个某国”、或者“几个某国”一样，这一话语发明仅意味着一种科学研究或者问题观察的方法（视角），别无他意。

哪两个新加坡呢？

2020年4月3日，面对新加坡不断上升的感染案例（其实，那时新加坡只有百余人感染），新加坡政府未雨绸缪，决定实行新加坡式的“封城”（lockdown）。记得，4月3日，是我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I）去做他们的首场虚拟（远程）讲座（题目是《新冠大流行背景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讲座进行到中间，主持会议的EAI所长Bert Hofman先生，插话告诉会议，李显龙总理正在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新加坡即将于4月7日采取名为“断路器”（circuit breaker）的命令，为期一个月，到5月4日（后来，在4月22日，这一命令延长到6月1日）。

讲座结束后，从EAI回到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我突然有点难过，因为即将要面对“封城”，不能在ISEAS的办公室和图书馆看书写作了，回到条件不太好的“出租屋”，我的生活注定将艰难起来。不过，我还是不慌不忙地收拾办公室，离开了已经利用了3个月的ISEAS办公室，不同往常，沉重地步回住处。

这次新加坡发生疫情的主要地方，一开始，并不是“客工宿舍”，而是诸如每周日都聚会的教堂、位于科技园区的公司、正常上课的学校等地。但这些感染“群”（cluster）很快就被新加坡控制住了，没有进一步感染。新加坡就是这样，发生一个感染群，就追踪感染者的接触链条，然后控制这个链条，居然在2个月之内使疫情曲线发展非常缓慢。

但是，新加坡政府显然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在全球大流行下，在欧美留学的新加坡学生先后回国，新加坡疫情急转直下，采取紧急状态不可避免。那么，到底是什么紧急情况让新加坡政府雷厉风行？

原来是，在世界上著名的新加坡“客工宿舍”出了大问题！不断增长的感染数字主要来自“客工宿舍”。如果说武汉是中国的“震中”、纽约是美国的“震中”，那么，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居然也有自己的“震中”，那就是他的“客工宿舍”。

新加坡加入全球各地的“封城”后，我不知道很多的其他人，尤其是新加坡本地人对“断路器”的反应。不过，从当地媒体上，能看出一石激起的千层浪。

4月6日，新加坡著名学者、国际法学家、仍然担任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的许通美教授（1937年生人）发声了。许通美大使在在脸书（Facebook）上批评新加坡“以第三世界的方式’对待外籍客工”（The way S'pore treats its foreign workers is not First World but Third World'）。许通美充满同情心地描述了客工的遭遇和条件：“政府允许雇主以没有座位的平板罗厘载送他们。客工们住在过于拥挤的宿舍，12个人如挤沙丁鱼般住一间房。”对于新加坡精英和社会普通民众来说，这一揭露是深刻的。

许通美提到的“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是一个相对老的提法，反映了新加坡的叙事演化。李光耀先生曾在2000宣布，新加坡成功地从第三世界国家升级为第一世界国家。（见：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0, pages 778）。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许通美认为，新加坡仍然存在“第三世界”现象。

我们知道，新加坡有高达30多万的“客工”（来新加坡干苦力的外籍工人）。他们多来自东南亚各国、南亚、中国等。

许通美（Tommy Koh）经历了2003年的萨斯（SARS）疫情。萨斯对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影响很大。他与其他人合作主编了一本关于萨斯的文集《新的全球威胁：萨斯与其冲击》（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s, by Tommy Koh, Aileen Plant, Eng Hin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4, pages 356）。能在事后组织反思、研究萨斯那一重大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是难能可贵的。这本书如今成为研究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著作。17年后，许通美遭遇类似萨斯的新冠，看到他在新加坡主要报刊发表了多篇关于新冠病毒的评论。

我把新加坡“客工宿舍”等看作是另一个新加坡。由于其星罗棋布在新加坡各个工地，更由于客工人数众多，占了在新加坡的总人口（近6百万）的一个相当比例，这“另一个新加坡”值得研究全球问题的人好好思考。如果说当年费孝通的“江村”（江苏省吴江县）是研究那时（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微观对象，那么，今天的新加坡“客工宿舍”则是研究全球化的社会问题的一家典型“实验室”。

我在5月4日就从新加坡回到上海。在上海的11天，我仍然在观察新加坡的新冠疫情。我这里不想重复新加坡的疫情统计数字，因为这些数字都在那里，有兴趣的可去查看。我感兴趣的是新加坡每天对其疫情大体叙述框架：又增加了几百（从4月下旬以来，一般是每天500以上，1000以下），总感染数达到2万多少（冲击3万），但主要来自“客工宿舍”，新加坡本地公民或者持有绿卡在新加坡的居民等感染数都是个位数。

这一叙述框架一方面说明新加坡抗击疫情的“阻断”措施确实在见效。新加坡主体的人口、居民社区没有受到感染，这是新加坡的成就，也为世界提供了进一步的“新加坡经验”（WHO和东南亚等各国都在关注“新加坡经验”）。另一方面，“客工宿舍”的悲剧在继续。客工背井离乡，来新加坡打工，就为了寄血汗钱回去，没想到在新加坡患上此种疾病。

两个新加坡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认识和观察全球疫情的范式：各国的重灾区和非重灾区是不一样的。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集中居住的资深人士，即养老院成为重灾区。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写这一小文不是为了批评新加坡的。我的动机是研究问题，即想知道新冠病毒大流行所到之处，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另外，我还要指出，新加坡“客工宿舍”之外的几百万人主体人口之所以到现在都大体平安，没有上演客工那样的悲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的“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全球问题研究），一直是严重缺位的。

什么是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在研究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人中比较熟悉。简单地说，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社会的各种关系（relationships）形成的网络（networks）。新加坡的社会资本在这次疫情中得到了检测，确实是不错的。尽管有新加坡人不服从政府的“断路器”命令，有违反“保持社交距离”命令的人受到罚款等制裁，但是，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包括旅居新加坡的外国人，都相信、配合、遵守新加坡政府的措施。许多房东在为住客一周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各种各样的关系确实形成新加坡守望相助的社会资本。

2020年3月11日，WHO宣布全球大流行（pandemic）。就在这天的前夕，新加坡外长维文医生（Vivian Balakrishnan）接受美国的CNBC采访。WHO此前还表扬了新加坡。一方面，维文指出，疫情是爆炸性的，可能要持续1年之久，重复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的判断，说明新加坡政府是清醒而现实的；一方面，他又指出，新加坡对疫情的治理有“三位一体”的优势。他指出，新加坡拥有的社会资本是疫情受到控制的原因之一，另外几个原因是新加坡治理上的全能政府（all-of-government approach）和其多年形成的发达的复合医疗体系。维文说：“事实上，这是对各国的医疗质量、治理标准和社会资本的严峻考验。如果这三者的任何一方的短缺，都会暴露甚至严重暴露在这一病毒面前”（In fact, this is an acid test of every single country’s quality of healthcare, standard of governance and social capital. And if any one of this tripod is weak, it will be exposed and exposed quite unmercifully by this epidemic.”）

不过，如果说新加坡总体的社会资本情况不错，那么，其“客工宿舍”却严重缺少社会资本，甚至我们可以说，作为全球工场，那里根本没有社会资本，那里还不是社会（我不清楚那里有没有工会）。这是全球化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全球化的不可持续性从中可见一斑。

进一步地看，美国这次疫情之所以严重，可能与美国的社会分裂有关，社会分裂弱化社会资本。

（2020年5月15日识于上海）